一百年前，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造并发展国民党组织，领导工农大众支持国民革命，为革命新局面的形成、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打下了基础。

改组大幕正式拉开

这一时期，国民党虽有数十万党员，但政党上下呈现组织涣散、行动无力的状态。孙中山感叹，国民党不仅“组织未备，训练未周”，而且“党内人格太不齐”。他从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对共产党的组织力和行动力赞叹有加。

1922年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经过一番考察后认为，虽然国民党存在种种问题，但其政党影响力大，且有统辖区域和所属军队，是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他随之向中共中央建议，同国民党建立党内联合的统一战线。1922年8月召开的西湖会议，就国共合作问题初步达成一致。

1922年8月底，李大钊来到上海，在孙中山寓所多次与其促膝长谈，重点讨论通过“振兴国民党”来推动“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与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并当即表示希望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很快，李大钊由张继引荐介绍，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之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共产党员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2年9月，孙中山指定陈独秀等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陈独秀起草的改进稿，成为前期改组国民党的指导性文件。1923年10月，孙中山邀请李大钊等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稍后，他又指派李大钊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邀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国民党改组大幕正式拉开。

1923年11月，国民党右派代表邓泽如等十一人联名向孙中山提出反对“联共”政策。孙中山斥责，“你们不同共产党合作，我就解散国民党”，甚至“加入共产党”。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怀疑”，李大钊理直气壮地驳斥：我们是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发展国民革命运动，“不是要从国民党偷走什么东西”。

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共产党员有二十四人。李大钊、毛泽东等十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孙中山对国共合作寄予厚望。他认为，这次大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二是“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三是“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

随着国民党一大召开，国民党中央层面的改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之后的地方改组工作迅速展开。

早在1923年6月，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就致信孙中山，要求在上海或广州选择一地成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此促进党员活动和宣传工作开展，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意。毛泽东还建言，应该全力发展地方党部，不能将党内人才都汇聚在中央党部。

1924年2月，毛泽东等共产党员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毛泽东担任组织部秘书，并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具体负责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和文书相关工作。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国民党地方组织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截至1926年1月，国民党在大部分省、区建立了党组织；至国民党二大前夕，党员人数发展到二十万人，且党员社会构成发生积极变化，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占比提升。1925年9月，毛泽东辗转来到广州，10月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上任后提出，各种宣传品应经过审读后再依次发给下级党部及普通党员阅读，并要求调查国内外党员人数和各类公私机关团体的数量，“以便分发宣传品”。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开始将目光转向领导农民运动上。毛泽东认为，国民革命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革命”，只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国民革命才能成功”。这一时期，由国共两党共同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前后举办六届。前五届由彭湃主持，第六届由毛泽东任所长。毛泽东注重社会调查，教育学员要躬身研究各自家乡的农民问题，并按照地区分别组织了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孙中山对讲习所的开办深表满意，认为如果农民不能起来参加革命，“我们革命没有基础”。

国民革命军士气高涨

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由共产党员张太雷等人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军事工作。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孙中山亲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黄埔军校设置党代表之举，在中国尚属首次。孙中山希望通过举办黄埔军校“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并决定以学生为班底，“建自己的革命军队”。黄埔军校开学后，共产党不仅派出周恩来、金佛庄、茅延桢等到黄埔军校任教，还派出大量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来军校学习。周恩来于1924年11月负责黄埔军校政治部后，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征得孙中山同意后，周恩来还选调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等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了打造稳固的大后方，国共两党还联合进行了统一广东革命大本营的武装斗争。经过两次东征、南征，最终打败了陈炯明等军阀，并平息了杨希闵等人的叛乱，为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当时，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共有七十万军队，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则只有十万左右。但国民革命军凭借高涨的士气，一路势如破竹。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战斗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独立团于1926年5月作为北伐先遣队入湘作战，连克汝城、永兴、安仁、攸县、茶陵等地，随后又在湖北的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关键性战役中表现勇猛、屡克强敌。一时间，以叶挺独立团为代表的第四军被人们誉为“铁军”。

为配合北伐，中共在各地广泛发动工农运动。1926年12月，周恩来来到上海。针对此前起义失败的教训，他决定解决对军事武装建设重视不够的问题，注重对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和武器购置。之后，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一举成立了以工人为主体并联合各阶级的民主革命政府——上海临时市政府。这一时期，中共还在东南各省领导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把广大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截至1927年3月，全国农会会员发展至五百万人，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均成立了农民协会。其中，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1926年夏到1927年1月，会员人数从四十万增加到两百万。中共湖南区委广泛发动当地农民为国民革命军作向导，并承担救护伤员、送信等任务，有力支持了北伐。1926年11月，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首要工作是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政治领导。面对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毛泽东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作了为期三十二天的实地考察，继而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

在大革命期间，中共充分发挥善于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的优长，发动了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形成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高潮，并帮助北伐军从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让革命形势展现勃勃生机。虽然第一次国共合作因内外多种因素而破裂，但不失为一次改造中国的有益尝试，对国共两党的成长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意义不容小觑。

一方面，以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联合战线，通过北伐战争基本推翻了孙传芳、吴佩孚等北洋军阀的统治，让民主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也正是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才使得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两三年间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显示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教育和锻炼了幼年的共产党，并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政治威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期间积累了宝贵的革命经验，提高了斗争本领，锤炼了党员干部队伍，扩充了党组织的规模，进而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性政党”成为“强大的共产主义组织”和“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